北京地铁口罩令升级,不戴口罩将面临依法处理,市民如何应对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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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-05-21
2023年,北京地铁的闸机前,一位上班族突然停住脚步,摸了摸脸——口罩没戴,他下意识地翻找背包,却发现口袋里空空如也,身后的人群开始躁动,有人不耐烦地叹气,有人低声抱怨,他只能尴尬地退到一旁,在手机上下单了一盒口罩,等待骑手送来。
这一幕在过去三年里几乎不可能发生,但在“后疫情时代”,它却成了北京地铁里的新常态,口罩从强制到建议,再到被部分人遗忘,它的存在与缺席,折射出城市生活的集体记忆、社会规训与个人自由的微妙博弈。
2020年至2022年,北京地铁的安检口多了一道程序:口罩检查,没有口罩,寸步难行,乘客们养成了“出门三件套”——手机、钥匙、口罩,口罩不仅是防护工具,更是“通行证”,甚至是道德符号,不戴口罩的人会被侧目、被提醒,甚至被拍照曝光。
2023年初,随着防疫政策调整,北京地铁不再强制要求佩戴口罩,许多人仍然习惯性地戴着它,仿佛摘掉口罩是一种“违规”,直到某一天,某个匆忙的早晨,有人第一次忘记戴口罩,才发现世界并未因此崩塌。
口罩从“必需品”变成了“可选项”,但它的象征意义并未完全消失,有人继续佩戴,出于习惯或健康考虑;有人彻底抛弃,视之为“过去的枷锁”,而“忘戴口罩”的人,则处于一种尴尬的中间态——既不被规则惩罚,又无法完全摆脱曾经的集体记忆。
即使政策允许,不戴口罩的人仍可能感受到无形的压力,在地铁车厢里,如果只有少数人不戴口罩,他们往往会成为目光的焦点,这种“被审视”的感觉,让许多人宁愿继续佩戴,以避免可能的judgment(评判)。
福柯在《规训与惩罚》中提出,社会权力不仅通过强制手段,也通过自我规训发挥作用,疫情期间,戴口罩被内化为一种“正确行为”,以至于政策放开后,许多人仍下意识地自我审查。“忘戴口罩”的瞬间,暴露了这种规训的残余。
年轻人更倾向于摘掉口罩,而中老年人大多保持佩戴,这种差异不仅源于健康观念的差别,也反映了对“风险社会”的不同态度,当一位老人对没戴口罩的年轻人投以不满的眼神时,背后是两套不同的生存逻辑在碰撞。
疫情期间,口罩成了最公平的“城市制服”——无论贫富、职业、年龄,人人都戴着相似的口罩,它模糊了社会差异,制造了一种临时的“平等幻觉”,而当口罩不再是必需品,城市重新变得“赤裸”,社会阶层的可见性再次增强。
忘记戴口罩,某种程度上是一种“自由的觉醒”——人们不再被单一规则束缚,但自由也带来不确定性:“我真的可以不用戴了吗?”“别人会怎么看我?”这种矛盾心理,正是后疫情时代社会心态的缩影。
曾经遍布地铁口的口罩自动贩卖机,如今大多闲置,药店里的口罩从热销品变成了滞销货,但某些场所——如医院、高峰期的地铁——口罩仍是“隐形规则”,这种不彻底的退出,让“忘戴口罩”成了一种情境性的失误。
人类擅长遗忘,非典时期的口罩记忆在2003年后迅速淡化,直到新冠让它重新成为焦点,这一次,口罩的记忆会持续更久,还是更快消散?
在日本,口罩在疫情前就是常见的日常用品,用于防花粉或感冒,北京是否也会形成类似的“口罩文化”?抑或口罩终将回归“医疗工具”的原始属性?
口罩时代塑造了新的社交习惯——减少对视、保持距离、回避咳嗽者,这些习惯是否会长期影响城市生活?“忘戴口罩”不仅是个人疏忽,也是社会转型中的一个微小裂痕。
某天,未来的考古学家或许会在地铁站里发现一枚被遗忘的口罩,它会像古罗马的陶片、中世纪的硬币一样,成为某个时代的证物,而今天,每一个“忘戴口罩”的瞬间,都是我们与这段历史的短暂告别——或重逢。
北京地铁依旧川流不息,口罩从必须到可选,从规训到自由,它的存在与缺席,记录了一座城市与它的居民如何适应、反抗并最终超越一场全球性的生存实验。
(全文共1785字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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